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原创 发布日期：2025-11-26 浏览次数：

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定位与时代意义

1．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产业体系、生活品质、生态环境的协同升级，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科技赋能、制度创新和要素重组，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有机统一。从产业维度看，它突破传统农业“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转向“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借助数字化技术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从生活维度看，它致力于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让农村居民平等享有现代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民生目标；从生态维度看，它强调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态保护的共生关系，通过循环农业、低碳技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生态系统。

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优先补上的最大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突出矛盾，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仅为城镇居民的55%；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第二产业的1/8、第三产业的1/4，这种差距直接制约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正是通过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体系等短板，将“二元结构”转化为“城乡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底部支撑。

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历史背景，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剪刀差”政策对农业资源的长期抽取，以及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村要素的持续吸引。尽管“十四五”期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但202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仍达2.34:1，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差距更为明显。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的提出，标志着国家发展逻辑从“城乡分治”转向“城乡融合”，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打破要素流动壁垒，让农村沉睡的土地、生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2．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撑作用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动机”，为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提供全方位基础支撑。在产业振兴层面，现代化的种养技术、加工体系和数字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生产+加工+服务”全链条升级，如河北晋州山楂产业通过品种改良、冷链加工和文旅融合，产值较传统种植提升3倍以上；在人才振兴层面，智慧农业设施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收益水平，吸引大学生、退役军人等“新农人”返乡创业，2024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1220万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占比提升至45%；在文化振兴层面，现代化改造保留乡村肌理与民俗文化，福建福鼎将紫菜养殖技艺与海洋文化节结合，让传统产业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在生态振兴层面，绿色农业技术减少面源污染，2024年化肥农药利用率达42.6%，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79.4%，农村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在组织振兴层面，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现代化治理模式提升凝聚力，山东临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90%以上村庄实现集体收入超10万元。

“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与农业强国目标仍存在结构性差距：

从粮食安全看，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保持在470公斤左右，虽高于国际安全线，但大豆、玉米等饲料粮进口依存度仍超15%，粮食产业链韧性需进一步增强；从科技支撑看，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虽较2020年提升2.5个百分点，但农业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85%，低于制造业1.54%的平均水平；从农民增收看，2024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达6.3%，快于城镇1.9个百分点，但绝对值差距仍达31069元，财产性收入占比不到10%，远低于城镇20%的水平。这些差距恰恰凸显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作用——唯有通过产业升级提效益、科技赋能降成本、改革创新增收入，才能实现“五个振兴”的系统推进。

3．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更趋激烈，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农业农村发展“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国际层面，俄乌冲突延宕导致全球粮食贸易量下降8.3%，能源价格波动推高化肥、农机成本，部分国家实施粮食出口限制，我国粮食进口来源地集中度超过70%，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国内层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2024年粮食产量连续11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2%，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具备应对风险挑战的坚实基础。

全会深刻指出，“三农”工作“既要乘势而上，又要迎难而上”。“乘势而上”的底气，源于“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脱贫地区特色产业覆盖率达98%，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卫生厕所普及率分别较2020年提升5.6和12.3个百分点，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迎难而上”的紧迫性，则来自三个维度的现实挑战：一是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矛盾，我国人均耕地仅1.36亩，水资源总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保障14亿人粮食安全压力长期存在；二是农业国际竞争加剧与国内成本上升的挤压，我国大豆、棉花等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10%-20%，缺乏价格竞争力；三是农村老龄化与人才短缺的制约，2024年农村60岁以上人口约1.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26%，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导致“谁来种地”问题凸显。

在此背景下，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既是应对国际风险的“压舱石”，也是挖掘国内潜力的“突破口”。正如中国农业大学赵霞教授所言，这是“在‘十四五’基础上，向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更全面、系统、深入的迈进”。通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我国不仅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更能释放农村4.65亿人口的消费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二、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部署

1．“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根本立场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二十届四中全会延续并深化了“重中之重”的战略定位。对比“十四五”规划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表述，“十五五”时期更强调“系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全面推进”到“系统推进”的转变，体现了从要素投入向制度创新、从单点突破向整体跃升的深化。这种延续性源于粮食安全与城乡融合的双重战略需求：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2024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493公斤虽高于国际安全线，但饲料粮进口依存度仍超15%，保障14亿人“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任务长期艰巨；城乡融合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当前城乡居民收入比仍达2.34:1，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差距制约着内需潜力释放。

将“三农”工作置于优先位置，本质是通过资源再分配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四五”期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年均增长8.3%，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8年快于城镇；“十五五”时期则进一步提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目标到2027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5%，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保持6%以上。中国农业大学赵霞教授指出，这种政策延续性与深化性的统一，意味着“向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更系统深入迈进”，既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更要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农村内生动力，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2．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破解二元结构的关键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在于打破要素流动壁垒，构建“要素平等交换、公共服务均衡、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在要素流动层面，全会明确“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允许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这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了制度保障。人才流动方面，提出“建立健全乡村人才引育留用机制”，通过“返乡创业补贴+职称评定倾斜+公共服务定向供给”组合政策，2024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达1220万人，带动农村就业超3000万人。资金流动领域，推广“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农业信贷担保”模式，2024年涉农贷款余额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其中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突破3000亿元。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融合的民生基础。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体系”，2025年将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全覆盖，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达标率提升至95%，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超8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确立的“特别法人”制度，为城乡融合提供了关键制度支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资产运营主体，可依法参与城镇建设、产业投资等活动，山东临沂通过“集体经济合作社”整合土地资源，引入中铁十四局等企业发展现代农业，既保障了农民股权收益，又推动了城乡产业协同，这种“法人化运营+市场化对接”模式，正在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路径。

3．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导向

农业强国的核心内涵是“产量产能稳固、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收协同”，三者共同构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支柱。产量产能稳固要求“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202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4130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493公斤，高于国际安全线，但大豆、玉米等饲料粮进口依存度仍需降低，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良种攻关、农机升级三大举措，到2030年粮食产能稳定在1.5万亿斤以上。生产生态协调强调“绿色兴农”，2024年化肥农药利用率达42.6%，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79.4%，下一步将重点推广“耕地轮作休耕+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农业发展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型。

增产增收协同是农业强国的根本目标。2024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第二产业的1/8，通过“科技+品牌+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是关键路径：科技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目标2030年达68%，2035年超70%；品牌上，培育500个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产品覆盖率提升至30%；产业链上，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延伸价值链。农业强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升级，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建成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最终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现代化图景。

三、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生产能力与质量效益的路径

1．科技农业与智慧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科技农业与智慧农业正以数字化技术重构农业生产体系，成为驱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在生产环节，无人机植保、智能农机作业、大数据监测等技术的普及，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型。南沟村智慧果园通过部署土壤墒情传感器、无人机巡园系统和手机APP管理平台，实现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水分、养分数据，APP根据果树生长阶段自动生成灌溉方案，无人机按设定航线精准喷施生物农药，使苹果产量提升30%，农药使用量减少25%，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35%。通河县“虾稻共养”基地则引入水质在线监测仪和智能投喂机器人，通过实时监测溶解氧、pH值等指标调节水位，根据小龙虾生长周期自动投放饲料，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水稻品质达绿色食品标准，小龙虾亩产提高20%，综合效益较单一种植水稻提升1.8倍。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持续提升，源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基础研究层面，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水稻抗逆基因、玉米杂种优势等领域取得突破，2024年农业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达5.3万件，同比增长12%；技术攻关层面，国产智能农机装备突破导航系统、作业终端等“卡脖子”技术，北斗农机终端安装量超150万台，农机装备总体国产化率达91%；成果转化层面，全国建成农业科技园区210个，培育科技特派员96万人，2024年农业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200亿元，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提升至65%。正如中国农业大学赵霞教授所言，科技农业与智慧农业的发展，正在“通过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系统性提升”。

2．绿色农业与生态保护：统筹产量与可持续发展

绿色农业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其核心在于统筹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构建“生产生态有机统一”的农业发展模式。耕地保护方面，我国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2024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0亿亩，这些农田通过土壤改良、生态沟渠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亩均节水20%、化肥减量15%，粮食产能提高10%以上。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92%，生物农药使用面积扩大至2.8亿亩，2024年单位粮食产量的化肥使用量较2020年下降8.6%，农药使用量下降10.3%，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遏制。

循环农业模式的推广，则推动农业生产系统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转变。江西赣州脐橙园通过“果园生草+养殖粪污还田”技术，将养殖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量40%，果园土壤有机质含量从1.2%提升至1.8%；内蒙古通辽玉米产区推广“秸秆全量还田+免耕播种”技术，年减少秸秆焚烧排放120万吨，土壤蓄水能力提高30%。全会提出“生产生态一起抓”的要求，正是通过将生态保护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下一步，我国将重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到2027年建成500个国家级生态农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较2024年提升5个百分点。

3．质量农业与品牌农业：从“好产”到“好卖”的价值提升

质量农业与品牌农业是破解“优质不优价”难题的关键，通过标准引领、品牌赋能和产业链延伸，实现农产品从“好产”到“好卖”的价值跃升。在品牌建设上，地理标志和区域公共品牌成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重要载体。河北晋州山楂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制定涵盖种植、加工、包装的全流程标准，开发山楂汁、山楂糕等20余种深加工产品，带动产业产值从2020年的8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23亿元，产品溢价率达35%。福建福鼎紫菜则通过“区域公共品牌+企业自主品牌”双轮驱动，建立“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借助“中国紫菜之乡”品牌影响力，产品出口至日本、韩国等地，出口价格较普通紫菜高40%。

质量监管体系的完善为品牌农业提供保障。我国已建立“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标准化生产基地+追溯管理平台”的三层监管网络，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97.8%，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总量达8.1万个。产业链延伸进一步放大质量效益，晋州山楂产业融合文旅元素，打造“山楂小镇”景区，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带动三产融合产值占比提升至42%；福鼎紫菜产业发展精深加工，开发紫菜多糖保健品、即食海苔等产品，使产业链条延长3倍，附加值提升2.5倍。这种“质量筑基、品牌增值、融合增效”的发展路径，正在推动农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稳定支撑。

四、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1．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短板补齐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为现代生活条件奠定物质基础。交通网络方面，2024年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64万公里，99.6%的乡镇和99.4%的建制村通硬化路，形成“县城—乡镇—村社”三级路网体系。河北晋州山楂基地通过产业路升级，将鲜果运输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40分钟，损耗率从15%降至5%；甘肃天水苹果产区新建产业路380公里，解决了20万亩果园“运输难”问题。水利设施建设同步推进，累计建成农村供水工程82万处，自来水普及率达94%，福建福鼎紫菜养殖区通过海水淡化工程，使灌溉用水保障率提升至98%，养殖周期缩短10天。

通信网络加速向乡村延伸，行政村5G通达率超90%，数字鸿沟持续缩小。南沟村智慧果园依托5G网络实现无人机巡检数据实时回传，病虫害识别准确率达92%；通河县“虾稻共养”基地通过物联网设备远程监控水质，养殖成功率提高15%。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显著进展，教育领域，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动态清零，832个脱贫县全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医疗领域，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0.1%，乡镇卫生院中医馆设置率超85%；养老领域，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覆盖65%的行政村，山东临沂合作社为流转土地的老人提供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老年慢性病管理率提升至72%。

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仍是下一步攻坚重点。当前，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56%，县域普通高中优质师资缺口达12%，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不足40%。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未来三年将重点推进县城医共体、教联体建设，实现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达标率95%、县域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2%，让农村居民共享现代化生活成果。

2．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标准与实践模式

“千万工程”经验的全国推广，为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系统方法论。这一模式以“改善人居环境为突破口，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乡风文明为保障”，浙江安吉余村通过“矿山复绿+民宿经济”，实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型，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300万元；陕西袁家村依托关中民俗文化，打造“民俗体验+美食街”模式，年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带动村民人均收入超10万元。片区化推进策略则打破行政壁垒，山东临沂将32个行政村整合为“沂蒙红嫂片区”，统一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和公共服务，建设共享冷链仓储中心5个，联村党委带动集体增收年均增长25%。

农村改厕、垃圾处理等“关键小事”的解决，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2012年的36.6%提升至2024年的80.1%，江苏推行“厕所革命+污水治理”一体化模式，通过三格式化粪池与小型湿地结合，污水达标排放率达90%；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90%的行政村，湖北推行“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机制，垃圾处理成本降低30%，资源化利用率达45%。“村超”“村BA”等文体活动的兴起，更激活了乡村内生动力，贵州榕江“村超”赛事带动旅游收入超12亿元，村民自编自演的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成为乡村文化新IP，展现了“物质富裕、精神富足”的和美图景。

宜居宜业的深层逻辑在于“生产生活生态”的协同。福建福鼎硖门乡将紫菜养殖与滨海景观结合，建设“海上牧场”观景平台，形成“养殖区即景区”的独特风貌；河北晋州山楂基地配套建设采摘长廊、农家书屋，让农民在劳作之余享受文化生活。这种“产业嵌入乡村肌理、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的建设模式，正在成为和美乡村的主流形态，推动乡村从“外在美”向“内在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

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从“干净整洁”到“生态宜居”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从“面上清洁”向“生态提质”迈进，构建“天蓝、地绿、水清”的乡村生态系统。农村改厕注重因地制宜，北方推广水冲式厕所与管网连接，南方推行三格式化粪池与农田消纳利用，云南元阳梯田区将厕所污水引入稻田，实现“污水变肥料”，水稻品质提升10%；甘肃干旱地区推广“卫生旱厕+粪污堆肥”模式，肥效利用率提高40%，2024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较2021年提升4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治理向资源化利用延伸，山东推行“垃圾兑换超市”，村民可凭可回收物兑换生活用品，年回收塑料瓶、废旧电池等3000余吨；浙江试点“厨余垃圾沼气发电”，年处理垃圾5万吨，产生电能1200万度。

污水治理与生态修复同步推进，让乡村再现“绿水青山”。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40%，安徽巢湖流域通过“三格式化粪池+人工湿地”处理污水，入湖水质提升一个等级；江西赣南脐橙产区建设生态沟渠1200公里，农药流失量减少60%，土壤重金属含量下降35%。“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要求人居环境整治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浙江德清县推行“生态账户”制度，村民参与垃圾分类、植树造林可积累积分兑换奖励，2024年全县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5.5%；陕西留坝县将废弃校舍改造为“生态民宿”，保留原有建筑风貌，采用太阳能供电、雨水收集系统，实现“零碳”运营。这些实践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超越单纯的卫生改善，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工程，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生态基础。

五、农民增收与权益保障：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实践路径

1．土地制度改革：激活集体经济的关键举措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颁布实施，首次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为集体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提供了法律支撑。作为独立法人主体，集体经济组织可依法参与土地流转、产业投资等经营活动，其资产运营、收益分配等行为受法律保护。这一制度突破解决了长期以来农村集体资产“人人有份、人人无份”的产权模糊问题，使农民从“名义股东”转变为“实质股东”。山东临沂兰陵县代村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改造，将全村1200亩土地整合为“统一经营+专业合作社”模式，2024年集体资产达12亿元，村民人均分红超8000元，较改革前增长5倍。

集体土地流转的“备案制+用途管控”双轨机制，既保障了农民收益权，又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根据《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土地流转合同需向乡镇政府备案，明确流转期限、用途、收益分配等要素，2024年全国土地流转合同备案率达78%，较2020年提升22个百分点。用途管控方面，严格禁止流转土地“非农化”，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实行“上限控制+分级审批”，江苏规定单个企业租赁农地不得超过5000亩，河南要求流转土地用于粮食种植比例不低于60%。这种“放活经营权、管住用途权”的制度设计，既促进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又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

“资产股权证”的全面发放让农民财产性收入有了制度保障。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向农民颁发股权证1.2亿份，涉及集体资产总额8.7万亿元。山东临沂平邑县实行“5亩地流转+合作社务工”模式，农民每亩土地年保底租金800元，同时可在合作社务工获得月薪3000元，年底还能享受股权分红，综合收入较自耕农时期增长3倍。这种“保底收益+务工收入+分红收益”的多元增收模式，正在成为土地制度改革的典型范式，推动农民从“靠地吃饭”向“靠地生财”转变。

2．农民就业与创业支持：拓宽增收渠道的多元路径

县域富民产业是吸纳农民就近就业的主阵地。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一县一业”“一村一品”格局。河北晋州围绕山楂产业打造“种植—加工—文旅”全链条，带动3.2万农民就业，其中深加工环节就业人员月薪达4500元；福建福鼎紫菜产业集群吸纳1.8万渔民就业，季节性用工高峰期日薪达300元，较传统渔业增收60%。2024年全国县域特色产业产值超30万亿元，带动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超1.2亿人，占农村就业总量的38%。

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提升就业竞争力。农业农村部实施“百万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2024年培训新型职业农民120万人次，内容涵盖种养技术、电商运营、合作社管理等实用技能。南沟村通过“理论培训+田间实训”模式，培育智慧农业技术员56人，这些“新农人”带动果园亩产提升30%，自身年收入超8万元。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困难群体，全国开发农村保洁、护林、养老护理等公益性岗位380万个，其中脱贫劳动力占比达42%，人均月收入1800元，实现“家门口就业”。

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成效显著。2024年全国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达3200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甘肃推行“就业帮扶车间+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在易地搬迁社区建设扶贫车间1200个，吸纳妇女、残疾人等弱劳力就业5.8万人；广东通过“点对点”劳务协作，帮助20万广西脱贫劳动力到珠三角务工，人均年收入超5万元。这种“产业吸纳+技能提升+政策托底”的就业支持体系，正在构建农民增收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3．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动态监测与帮扶机制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体系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全国建立“农户自主申报+基层排查+部门预警”的监测机制，2024年通过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识别监测对象82万户、278万人，其中65%通过产业帮扶实现稳定脱贫。河南实行“三色预警”制度，对脱贫不稳定户标注“黄色预警”，启动产业奖补；对突发严重困难户标注“红色预警”，实施临时救助+就业帮扶。这种“精准画像+分类施策”的监测模式，确保了风险隐患“发现一户、消除一户”。

分类帮扶产业措施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动力。对有劳动能力的监测户，重点发展庭院经济、订单农业，云南为2万户监测户提供“辣椒种植+保底收购”套餐，户均年增收1.2万元；对无劳动能力的，通过资产收益扶贫、公益岗位安置实现稳定增收，贵州将光伏电站收益的60%用于困难群体分红，惠及12万脱贫人口。2024年贵州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530元，增速8.2%，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其中产业帮扶贡献增收额的58%，就业带动贡献32%。

脱贫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结对帮扶”机制持续释放效益。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累计向脱贫地区投入资金1200亿元，引进企业1.8万家，建设产业园区320个。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在固原建设菌草种植基地5万亩，带动1.2万农户脱贫，户均年收入超4万元；央企中国石化在新疆和田发展核桃深加工，使当地核桃附加值提升3倍，2024年带动脱贫县农产品销售额突破800亿元。这种“输血+造血”相结合的帮扶模式，为脱贫地区打造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

六、数字赋能与科技兴农：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动能

1．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正以全链条渗透的方式重塑农业生产体系，在种植、养殖、加工各环节催生效率革命。种植领域，精准灌溉系统通过土壤墒情传感器与智能阀门联动，实现“需水即灌、按需分配”，新疆棉田应用滴灌技术后，水资源利用率从45%提升至80%，亩均增产15%；黑龙江大豆产区引入变量施肥机，根据卫星遥感数据调节施肥量，化肥使用量减少18%，蛋白质含量提高2个百分点。养殖环节，智能投喂机器人结合牲畜生长阶段和采食行为，自动调整饲料配方与投喂频率，山东生猪养殖场应用该技术后，料肉比从3.0:1降至2.6:1，出栏时间缩短7天；浙江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部署水质传感器，实时监测溶解氧、氨氮含量，养殖成活率提升至92%，较传统模式提高30个百分点。

加工环节的数字化改造聚焦冷链物流与品质管控。河南叶县蔬菜基地建设智能冷库，通过物联网温控系统将蔬菜保鲜期从3天延长至15天，损耗率从25%降至5%；内蒙古牛羊肉加工厂引入区块链溯源技术，消费者扫码可查看牲畜养殖、屠宰、检疫全流程数据，产品溢价率达20%。福建福鼎紫菜产业的“高频地波雷达监测”系统堪称大数据赋能品质提升的典范——雷达实时采集海域水温、洋流、盐度等环境数据，结合历史生长模型预测紫菜最佳采收期，2024年福鼎紫菜优质品率达85%，较传统经验判断提高22个百分点，出口价格提升18%。这种“数据驱动决策”的模式，正让农业生产从“看天吃饭”转向“知天而作”。

2．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乡数字鸿沟弥合

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城乡数字融合奠定网络基础。截至2024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13亿，占网民总数的28.2%，较2023年增长1.9%；行政村5G通达率突破90%，83%的乡镇建成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形成“云端存储+边缘计算”的农村数字服务体系。数字技术的普及催生新业态，农村电商年交易额从2020年的1.7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2.52万亿元，直播带货带动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3600亿元，陕西苹果、四川不知火柑橘等特色农产品通过直播间直达消费者，流通环节成本降低40%。远程医疗覆盖85%的乡镇卫生院，湖北推行“县乡远程会诊+村医终端问诊”模式，农村居民常见病首诊在县域内解决率达82%，较2020年提升15个百分点。

城乡数字鸿沟的缩小得益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系统推进。国家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累计投入资金700亿元用于农村网络建设，偏远地区4G基站覆盖率从2015年的58%提升至2024年的99%；农业农村部建设“云上智农”平台，整合农技推广、市场行情等服务，注册用户超2亿人次；地方政府推出“数字新农具”补贴政策，江苏对购买农业物联网设备的农户给予30%的购置补贴，2024年带动农民数字设备投入增长25%。这种“网络铺路、平台赋能、政策激励”的组合拳，正在让数字红利加速向农村下沉。

3．“新农人”培育：数字时代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

“新农人”是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的融合载体，其技能结构正从“经验型”向“数字型”转型。现代农民需掌握三项核心能力：数字工具应用能力，如操作无人机植保、使用农业APP管理生产；数据分析能力，通过解读土壤监测数据调整种植方案；市场运营能力，利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拓展销售渠道。农业农村部构建“三级培训体系”支撑人才成长：国家级培训聚焦领军人才，每年培养1万名数字农业带头人；省级培训侧重技术骨干，2024年培训新型职业农民50万人次；县级培训面向普通农户，开展“手机应用技能”“直播带货”等实用课程，覆盖农户超1000万人次。

南沟村的实践生动诠释了“新农人”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2021年，该村选派10名青年参加“智慧农业研修班”，系统学习物联网技术应用。学成返乡后，他们牵头建设智慧果园，部署土壤墒情传感器280个、无人机3架，开发果园管理APP，实现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的数字化管控。2024年，南沟村苹果产量达300万斤，较改造前增长30%，电商销售额占比提升至45%，带动村集体收入从2020年的5万元跃升至200万元。这些“新农人”不仅是技术应用者，更是知识传播者，通过“1名骨干带10户农户”的传帮带机制，全村数字技术普及率从15%提升至78%。正如农业农村部负责人所言，“新农人培育不是简单的技能培训，而是要造就一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乡村振兴生力军”。

七、保障机制：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多元支撑体系

1．财政优先保障与金融重点支持的投入格局

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财政优先保障”体现在预算编制的“三个高于”原则：财政农业支出占比高于上年、增量高于上年、增速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达284,612.25亿元，较2020年增长20%以上，其中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农业农村占比提升至15.3%。资金投向重点向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倾斜，2024年以来,累计安排“两重”等中央资金4000多亿元,支持建设改造高标准农田1.8亿亩；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强度达0.85%，较2020年提高0.12个百分点，启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36项。

金融产品创新破解农村融资难题。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实现“三权分置”改革与金融服务的有效衔接，2024年全国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达3200亿元，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扩大至200个县，福建福鼎创新“海域使用权+渔船抵押权”组合贷款，带动紫菜养殖户融资成本下降1.2个百分点。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覆盖所有产粮大县，2024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1483.73亿元亿元，提供风险保障5.3万亿元，赔付支出1177.5亿元，为6200万以上户次农户兜底止损。

“多元投入格局”的政策导向推动资源向乡村汇聚。《建议》明确“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2024年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达1.8万亿元，形成“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吸引社会资本”的放大效应。浙江推行“乡村振兴产业基金”，财政出资100亿元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带动项目投资超500亿元；山东设立“农业科技创新风险补偿资金”，对银行发放的农业科技贷款给予50%的风险补偿，推动科技型农业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5%。这种“财政搭台、金融唱戏、社会参与”的投入机制，正在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资金保障网。

2．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机制

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通过产业带动、技术支持、服务供给等方式参与乡村振兴。央企发挥产业链整合优势，中国中化集团在黑龙江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整合土地20万亩，引入智慧农业技术，带动农户亩均增收800元；阿里巴巴、京东等互联网企业搭建“农产品上行”通道，2024年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超8000亿元，福建福鼎紫菜通过天猫“原产地直供”模式，实现从“海上牧场”到“家庭餐桌”的48小时直达。社会组织聚焦民生短板，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0个省份开展“乡村卫生所升级计划”，改造卫生室500个，培训村医3000人次；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撑，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南沟村设立专家工作站，研发苹果品质提升技术，使优果率从65%提升至82%。

社会资本引入的规范路径确保“兴村不损村”。《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明确“负面清单”管理，禁止社会资本进入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区域，限制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过度商业化。河南推行“政府+企业+村集体”三方协议模式，在土地流转中约定“保底租金+盈余分红+就业岗位”，保障农民三重收益；云南建立社会资本投入备案制度，对投资超亿元的农业项目实行“事前评估、事中监管、事后审计”全流程管控。这种“鼓励与规范并重”的引导方式，既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热情，又守住了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

3．法治保障与政策协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实施意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颁布实施，首次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为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主体资格。法律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属性，赋予其独立的财产权、经营权和收益分配权，解决了长期以来“主体虚位”“产权模糊”的问题。山东临沂兰陵县代村依据法律成立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登记注册并取得法人资格，通过土地流转、资产租赁等经营活动，2024年集体资产达12亿元，成为全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标杆。法律对资产运营的规范要求，包括重大事项村民决议、资产收益公开、审计监督等制度，确保集体资产“来之于民、用之于民”，2024年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清查率达98%，收益分配透明度显著提升。

土地、产业、金融政策的协同发力提升制度效能。土地政策方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为乡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产业政策方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特色产业给予税收减免，福建对村级合作社销售农产品免征增值税，2024年减免税额达12亿元；金融政策方面，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以股权、资产经营权等办理抵押贷款，浙江温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质押贷款余额达50亿元。这种“法律定框架、政策强激励、部门抓落实”的协同机制，正在形成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度合力。

八、实践案例与经验启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地方探索

1．南沟村模式：智慧农业带动集体增收的实践路径

南沟村曾是典型的山区空壳村，2020年集体收入不足5万元，苹果种植仍沿用“大水漫灌、人工施肥”的传统方式，亩产不足3000斤，优质果率仅45%。转折始于2021年智慧果园建设项目，该村通过“技术集成+人才培育+资金整合”三维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形态与集体收益的跨越式升级。技术应用层面，全村2000亩果园实现“三网覆盖”：物联网监测网部署土壤墒情传感器280个、气象站3座，实时采集温湿度、光照、土壤养分数据；智能控制网安装滴灌阀门150组、无人机3架，根据监测数据自动调节灌溉量与施肥量；数字管理网开发“南沟果园”APP，集成病虫害识别、农事记录、市场行情等功能，果农通过手机即可完成生产全流程管控。

效益提升体现在产量、质量、收入三个维度的同步增长。2024年，南沟村苹果亩产达4200斤，较改造前增长30%；通过精准施药和光照调控，优质果率从45%提升至82%，每斤售价提高1.2元；电商销售额占比从5%跃升至45%，物流损耗率从18%降至6%。集体收入来源从单一的土地承包费拓展为“技术服务费+电商佣金+品牌分红”多元渠道，2024年达200万元，较2020年增长40倍，村民人均分红3000元，较传统种植模式增收1.8万元。

支撑体系的构建是模式成功的关键。技术上与农业科学院合作，引入专家团队驻点指导，攻克“苹果着色不均”“病虫害预警滞后”等技术难题；人才上实施“青蓝工程”，选派10名青年参加智慧农业研修班，培养本土技术骨干；资金上整合财政专项、社会资本、村集体自筹三类资金，其中争取省级智慧农业补贴150万元，引入企业投资300万元建设冷链仓储中心。可复制经验集中体现为“党建引领+村民参与”的治理逻辑：村党支部牵头成立“果园管理委员会”，将280户分散农户组织为“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销售”的联合体；推行“一户一码”农事积分制度，村民参与果园维护可兑换分红奖励，参与度从初期的35%提升至92%，形成“技术进村、人才返乡、资金回流”的良性循环。

2．土地流转规范化实践：山东临沂与“集体经济合作社”模式

山东临沂通过“集体经济合作社”创新土地流转机制，破解了“地块零散化、经营低效化”难题。其核心模式是“保底租金+盈余分红+劳务收入”的三重收益体系：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每亩每年获得800元保底租金，确保“旱涝保收”；合作社经营产生利润后，提取30%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剩余70%按土地入股比例分红，2024年临沂农户户均分红达4500元；农户可优先在合作社务工，男性日薪120元、女性日薪100元，年均务工收入约2.8万元。这种模式推动农民角色从“自耕农”向“股东+管理员”转变，平邑县郑城镇农户王士强将5亩地入股后，既是合作社股东，又担任片区管理员，2024年综合收入达4.2万元，较自耕农时期增长3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为流转规范化提供制度保障。合作社作为特别法人主体，与农户签订的流转合同全部在乡镇政府备案，明确约定“流转期限不超过15年”“不得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优先种植粮食作物”等条款，2024年临沂土地流转合同备案率达100%。用途管控方面，建立“三色管理”机制：永久基本农田划为“红色保护区”，严格种植小麦、玉米；一般耕地划为“黄色管控区”，允许发展粮经复合种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划为“绿色发展区”，可建设仓储、加工设施。河东区八湖镇将1.2万亩流转土地中的8000亩用于水稻种植，2000亩发展稻虾共养，2000亩建设冷链物流中心，实现粮食安全与效益提升的平衡。

规模经营效益显著，2024年临沂土地流转率达62%，较全省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建成万亩以上连片种植基地38个，粮食亩均生产成本降低28%，农机作业效率提升40%。合作社通过统一采购农资，化肥、种子成本降低15%-20%；引入大型联合收割机，小麦收割效率从人工每天5亩提升至机械每天200亩。这种“法律定边界、市场定价格、集体定分配”的规范化路径，既保障了农户权益，又实现了土地规模效益，2024年临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60元，增速8.5%，高于全省农村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

3．数字农业示范：通河县“虾稻共养”与数字技术融合案例

黑龙江通河县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虾稻共养”生态系统，创造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高效模式。其技术应用聚焦水质调控与精准投喂两大核心环节：在水质监测方面，每亩稻田布设溶解氧传感器、pH值传感器各2个，数据实时传输至云端平台，当溶解氧低于5mg/L时，自动开启增氧机；水温高于30℃时，启动遮阳网系统，2024年小龙虾养殖成活率达92%，较传统模式提高35个百分点。智能投喂系统根据小龙虾生长阶段自动调整配方，1-3厘米幼虾投喂高蛋白饲料，3-6厘米成虾投喂植物性饲料，日均投喂量精确到克，料虾比从2.5:1降至1.8:1，养殖成本降低22%。

品质与效益实现双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使水稻病虫害发生率从15%降至4%，减少农药使用量60%，达到绿色食品标准，每斤售价提高0.8元；小龙虾规格从平均30克/只提升至45克/只，符合出口标准，出口韩国、日本价格较内销高40%。2024年通河县“虾稻共养”面积达5万亩，亩均产值8000元，较单一种植水稻增收5200元，带动1200户农户户均年收入超6万元。产业链延伸方面，开发“稻虾米礼盒”“麻辣小龙虾预制菜”等20余种深加工产品，附加值提升3倍，建成“数字农业展厅”年接待研学游客5万人次，实现“生产+旅游”融合增收。

新华国研经济学研究院调研组对该模式的区域布局建议具有推广价值。提出“三带协同”规划：沿松花江流域建设“数字养殖核心带”，集中布局水质监测总站、智能投喂示范区；在丘陵漫岗区建设“稻作观光带”，配套稻田画、观景平台等文旅设施；在县城周边建设“加工物流带”，发展冷链仓储、预制菜加工。这种“生产+生态+生活”的空间布局，使农业从“平面种植”向“立体开发”转型，2024年通河县农产品区域品牌“通河虾稻”价值评估达8.6亿元，成为全国数字农业标杆县。技术集成经验显示，数字农业投入回收期约3年，亩均投入5000元可实现年增收1.2万元，适合在水源充足、地块平整的平原地区推广。

九、未来展望：“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与路径

1．“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指标预测

“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将聚焦粮食安全、科技赋能和农民增收三大核心目标，通过系统性政策推动实现关键指标跃升。粮食总产量计划突破1.45万亿斤大关，在2024年14130亿斤基础上，年均需增加92.5亿斤，这一目标需依托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重点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五年新增3亿亩）、良种攻关（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和农机装备升级（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0%）三大举措实现。当前我国粮食单产水平较发达国家仍低15%-20%，通过东北黑土地保护、黄淮海盐碱地改良等工程，单产提升空间约为8%，为产能目标提供缓冲余地。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计划提升至65%以上，较2024年的63.2%年均提高0.45个百分点。这一增速需突破“卡脖子”技术制约，重点在生物育种（基因编辑技术应用）、智能装备（国产农机芯片国产化率从30%提升至50%）、数字农业（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覆盖率超70%）等领域取得突破。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普遍超70%，我国仍需在基础研究投入（占农业研发总投入比例从12%提至18%）和成果转化机制上持续发力。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目标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到2029年突破28000元，较2024年的21691元累计增长29%。实现这一目标需依赖多元增收渠道：土地流转收益（通过价格评估机制使租金年均增长5%）、工资性收入（县域富民产业带动就业人数新增2000万）、财产性收入（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分红覆盖率从40%提至60%）。当前城乡居民收入比2.59:1的差距仍需缩小，需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医疗支出占比提升至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35%）间接降低农民生活成本。

2．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风险防范与内生动力培育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构成多重挑战。国际粮价波动传导效应显著，2024年全球小麦、玉米价格波动率达22%和18%，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超85%，进口来源国集中度（CR5）达73%，供应链韧性亟待增强。技术封锁加剧“卡脖子”困境，农业芯片、高端农机等30余项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生物育种领域国外专利占比达65%，自主创新体系需加速构建。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上涨，2024年我国化肥进口成本同比增加12%，推高农业生产成本。

内部结构性矛盾制约发展质量。小农经营与规模化需求存在张力，我国户均耕地面积仅7.8亩，小农户占比达98%，与现代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求差距明显。农村老龄化程度达28.7%，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导致“谁来种地”问题凸显，农业从业者平均年龄达57岁，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不健全，2024年农村宅基地闲置率达15%，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额仅占全国土地交易总额的3%，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

应对策略需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经营体系创新”双轮驱动。科技层面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在基因编辑、智能农机等领域设立专项攻关基金，2025-2029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5%；建设100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经营体系层面推广“农户+合作社+企业”组织模式，发展土地托管服务覆盖面积达5亿亩，培育家庭农场120万家；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50%的行政村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激活内生发展动力。

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行动号召：历史主动精神的发扬

二十届四中全会号召“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精神指引。这种主动精神体现在干部群众协同发力：基层干部需强化“一线作战”能力，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制，建立乡村振兴重点任务清单管理机制；农民群众要激发主体意识，通过“村民议事会”“积分制管理”等方式参与乡村建设，2024年全国已有83%的行政村建立村民参与式治理机制。社会力量需发挥补充作用，深化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引导企业、社会组织投入乡村产业发展和公益事业。

2035年农业强国建设前景可期。届时我国将实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25年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1.8:1以内，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远景目标的实现，需要持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将农业农村现代化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统筹推进，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迈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

来源：农业农村研究部